中国或已进入工资通胀时期，该时期可能长达10年。导致工资上涨的因素很多，物价上涨、房价飙升、劳动力供给趋紧和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推高名义工资的水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4000美元，中国制造业工人对休闲的需求上升，是工资快速上涨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

　　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过，并出现了长达10年的工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内地目前很可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对休闲需求的提高将是渐进的，会在若干年以后与劳动力供给的收缩相叠加，或推动未来10年的工资较快上涨。

　　工资通胀无疑将推动CPI通胀，但其传递效应如何取决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粗略而言，只要工资上涨的速度基本与人均名义GDP增速（近似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CPI通胀之和）一致，工资增长对CPI通胀的影响将非常有限。当然，不同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并不相同，处于劳动力密集端的企业将不得不承受由于人工成本上升而带来的利润挤压，并出现部分企业倒闭。行业整合首先将在这些领域加快步伐。

　　机械化或自动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一方面，更多的机器可以替代人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工人也为即将到来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现有估计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美国的29%，如果工资快速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没有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中国制造业将逐步失去其竞争优势。

　　工资通胀推动消费增长，是结构调整的原动力之一。中国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相对较低。非熟练工人工资上升将有利于增加消费。当刘易斯拐点已隐隐约约出现的时候，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或将触底反弹，中国经济或已吹响了结构调整的号角。

　　宏观政策调控应区分周期性和结构性通胀因素，并分别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应之。货币政策目标主要针对周期性价格上涨，但与此同时，结构性价格上涨难以单纯通过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式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适当容忍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加快推动结构调整，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是，当较高的通胀开始侵蚀中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时，可以通过为他们提供适当财政补贴的方式，部分抵消CPI通胀的压力。